藏族是我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藏族人民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卡又是藏族文化中著名的一种宗教艺术。

　　西藏唐卡是用彩缎装裱而成的卷轴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浓郁的宗教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历来被藏族人民视为珍宝。

　　唐卡的品种和质地多种多样，但多数是在布面和纸面上绘制的。这种唐卡，先将白布绷在木框上，涂上一层胶质白灰，再用滑石磨平，然后勾勒作画。还有许多是刺绣、织锦、缂丝和帖花等织物唐卡。刺绣唐卡是用各色丝线绣成，凡山水、人物、花卉、翎毛、亭台、楼阁等均可刺绣。织锦唐卡是以缎纹为地，用数色之丝为纬，间错提花而织造。贴花唐卡是用各色彩缎，剪裁成各种人物和图形，粘贴在织物上，故又称“堆绣”。缂丝唐卡是用“通经断纬”的方法，用各色纬线仅于图案花纹需要处与经丝交织，视之如雕镂之象，风貌典雅，富有立体装饰效果。缂丝是我国特有的将绘画移植于丝织品上的特种工艺品。这些织物唐卡，质地紧密而厚实、构图严谨、花纹精致、色彩绚丽，富有

　　强烈的装饰性。有的还在五彩缤纷的花纹上，把珠玉宝石用金丝缀于其间，珠联璧合，金彩辉映，格外地显得灿烂夺目。西藏的织物唐卡多是内地特制的，其中尤以明代永乐、成化年间传到西藏的为多，后来西藏本地也能生产刺绣和贴花一类的织物唐卡了。另外还有一种是印刷着色唐卡，先将画好的图像刻成雕板，用墨印于薄绢或细布上，然后着色装裱而成。这种唐卡，笔画纤细，刀法遒劲，设色多为墨染其外，朱画其内，层次分明，别具一格。唐卡起源于何时，有待进一步的考查。但就西藏的绘画艺术而言，其历史大体可以追溯到吐蕃以前。在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上出土的文物就已出现了原始的绘画艺术。到了公元七世纪初，赞普松赞干布（公元617--650年）统一全藏，揭开了西藏历史新的一页。

　　先后与尼泊尔赤尊公主、唐文成公主联姻，加强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两公主进藏，分别由尼泊尔和中原内地带去大量的佛教经典、营造工艺、历法星算、医药书籍以及大批工匠等，对西藏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吐蕃王朝时期，相继修筑了雍布拉康宫、布达拉宫、帕崩卡宫、强巴明久林宫、秦浦宫、扎玛宫、庞塘宫等华丽的宫殿，建筑规模空前。为装饰这些宏伟壮丽的宫室，需要更多的人来从事绘画活动，这无疑地促进了西藏绘画艺术的发展。据五世达赖所著《大昭寺目录》一书记载：“法王（松赞干布）用自已的鼻血绘画了一幅白拉姆女神像，后来蔡巴万户长时期果竹西活佛在塑白拉姆女神像里，作为核心藏在神像腹内。”这幅相传为松赞干布亲自绘制的唐卡虽已不复传世，但从西藏绘画艺术发展的过程来看，唐卡是在松赞干布时期兴起的一种新颖绘画艺术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这个时期不但有长期发展起来的壁画艺术作为 基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佛教的传入，佛教艺术也随之发展起来。这时单是壁画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于是一种能随意作画、便于悬挂、易于收藏、有利于宗教宣传的新型画种--唐卡，也就应运而生。从此，在佛教昌盛的西藏，唐卡和壁画并驾齐驱，成为西藏绘画史上两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公元八世纪中叶到九世纪初，在赤松德赞和赤热巴巾时 期，由于吐蕃王室大力扶植佛教，广建寺院，壁画和唐卡也相应地得到发展。到了吐蕃王朝末期，赞普朗达玛灭佛，许多寺院被毁，寺内壁画和唐卡等文物均遭到严重的破坏，后又屡经兵乱，吐蕃时期的壁画中那种古拙、粗犷的风格，只有在大昭寺、桑耶寺等古老寺院中尚依稀可见，而幸存下来的唐卡存下来的唐卡已寥若晨星，也就很难寻觅了。

　　公元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灭亡以后，西藏地区长期陷于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文化发展十分迟缓。到了元代，西藏地方政权萨迦王朝受命管理西藏事务，为元朝敕封的十三个万户之首，但萨迦王朝并未能统一全藏，各万户都有相对的独立性，绘画艺术前进的步伐也不太大。所以，宋元时期的唐卡，流传下来的已十分罕见。

　　明清两代，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统治，采取敕封西藏首领的办法，明封八王，清封达赖、班禅及各呼图克图即是这种管理的具体实施。这些措施对西藏社会的安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是有利的，西藏的唐卡艺术也随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个时期的唐卡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唐卡的数量明显增多，二是形成了不同风格听画派，三是出现了绘画组织。从现存的唐卡来看，绝大部分都是明清时期的作品。

　　唐卡在西藏社会上的应用是极为广泛的， 唐卡作为一种宗教画卷，过去很少有人对之进行深入的探讨。西藏地处偏僻，唐卡对内地乃至全世界来说，也属前所未见的。为此，本网站查阅大量资料，精选出部分西藏唐卡，让人们通过西藏唐卡艺术这扇窗户，去认识、探索这份遗产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