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诗人”：媚雅与媚俗（一）  
2007-01-21　23:46:31
林贤治
 
　　八十年代中期，沿海经济特区的城市化步伐加快，乡镇企业纷纷群起竞争；国有企业出现颓势，私人经济崛起，外国资本开始涌入。股票，期货，房地产市场相继形成，并迅速扩大。工商业发展的势头大大超过三十年代，相当程度上改变着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基本格局。而所有这些关于经济改革的措施，都是在各级政府的制订、鼓励和保护之下进行的。稳定压倒一切。在“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之后，正统意识形态避免了主要来自右翼的挑战，党和国家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的维护，社会为实现一个伟大的承诺而浚通多种渠道，使一部分人率先暴富起来。
　　中国现代工业贸易活动的勃兴，与两百年前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颇相类似，但是又分明带上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特点；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诸多世所罕见的悖反的或者折衷的现象。经济先行，政治滞后。由于受到现行体制的制约，市场发育是不充分的，而与市场竞争机制相联系的许多观点也受到了遏制。权力由来缺乏有效的监督，于是掌控者得以利用在生产和管理系统中的有利地位，逐渐形成集体性的大面积腐败，贪污贿赂之风盛行，乃致古老官场的跑官买官的陋习也随机活跃起来。“官倒”一词，成为八十年代后期最流行的词语。国家官员、企业家、金融家、暴发户构成社会的强势集团，人数很少，所占的财富份额很大，能量很大，具有支配性的力量。此时，农村经济逐渐衰退，大量过剩的劳力向城市转移。但是，农民始终不曾获得国民的正常待遇，仅因户籍的限制，便无法与城里人进行公平竞争。他们很难找到固定的工作，常常在街角、工厂、餐馆、垃圾场之间游荡，被称作“临时工”、“保姆”、“乞丐”、“性工作者”而受到普遍的歧视。在城里，他们无法立足，在农村同样无能为力，处境与“下岗”工人差不多，是社会上庞大的“弱势群体”。公务员、技术工人、包括文化人，则作为一个中间阶层而存在。以他们的经济收入，未能达到国际社会相应的指标，但从他们所拥有的知识资本，文化特征，以及社会影响力来看，相当接近中产阶级。十年间，中国社会在变革的震荡中断裂为三大板块，彼此对立、压迫、冲突、几乎完全失去交流和互换的可能。
　　全民经商成了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一大景观。权力窃喜，资本狂欢。对于一个长期处于“穷过渡”的国度，物质财富具有瓦解性魅力，七十年代还是疯狂的领袖崇拜，到了八十年代，人们开始崇拜成功人士、富豪和影视明星。虽然权力依然占据着中心的位置，而金钱置身其侧，已经获得可以僭越的资格了。历史上的政治灾难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人们看重的惟是现时的侥幸；他者的命运不会引起关注，利己欲望的满足才是普遍的追求。正如资本在权力的牵制之下无法建立健全的市场机制一样，由有限的自由经济培养起来的个人主义，也不在解放个性，体现个人的价值，而只能蜕变成为实利主义。姑不论韦伯说的资本主义精神来源于基督教伦理的说法是否可靠，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接受人性的、道德的约束，毕竟是西方文化的一种内在要求，我们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大量的有关这方面的表述。在我国，由来重农轻商，重义轻利，是反流动，反交易，反竞争的；一旦出现这样一个历史性机遇，便随即与民族文化传统的统一、集中、稳定的等级秩序发生冲突，结果不是前者克服后者，而是后者强制、扭曲、渗透和改变着前者，以某种异化的方式达致两者的混合。儒家道德随同宗法社会的衰落，尤其为人为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而破坏殆尽，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在本土缺乏根基，在大面积的空白处，人性恶趁虚而起，横行无忌。真理匿耀，理想失色，道德沦落，大道荒芜。
　　后文革时代的知识界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之一——文革期间，“臭老九”与当权派一起成为整肃的主要对象；此时，则致力于知识体系及自身形象的修复。尤其在“清污”之后，普遍放弃社会责任，不但没有帮助国民发掘文革和前文革的历史经验，认识当前的生存处境，推动政治改革，提高道德水平，相反与新兴资本集团一起，促使社会的非政治化。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赖希分析说：“所谓非政治的，不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证明着一种消极的心理状态，而是证明着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即抵制对社会责任的意识。”他特别指出，“在普通的‘不想和政治打交道的’知识分子的情形中，我们很容易看出，与他的社会地位（这种地位依赖于舆论）相关联的直接的经济兴趣和畏惧，其基础是他不卷入政治。他的畏惧使他在知识和信念方面作出最荒唐的牺牲。”米尔斯作为一名研究社会变化和社会权力分布的观察家，在《白领》一书的末尾，对“新中产阶级”人物轻视政治的态度作如此的描述：“他们不是激进分子，不是自由派，不是保守派，不是反动分子；他们是不活动分子，他们置身事外，洗手不干了。”在关于知识分子的专章中，他证实说，“他们无法正视政治，除非把它当作新闻拿来消遣，而剩下的自由知识分子则日益退却……他们缺乏意志力。”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化带来了什么问题。在思想学术界，对社会实践的强调演变为对权威的重新依赖，对“禁区”的冲击让位于对现实秩序的认同，经院化、正统化、规范化行为力图限制异质的创造，“文化热”扩散遏止了自由正义的冲动，方法论优先于价值论，海德格尔代替了尼采和萨特。
　　文学方面，“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取代了“伤痕文学”；与“纯学术”相对应，各种“纯文学”理论应运而生。“先锋文学”、“实验小说”其实在做语言形式的实验，社会内容大为缩减，以致题材范围也变得狭窄许多了。我们的被称作“现代主义”的作品，大抵是西方经典文本的摹写，说得刻薄一点，其实是“赝品”。这些作者，根本不曾想到在中国大地获取灵感，而且缺乏原创的勇气和魄力。然而，他们的实绩，从一开始就被评论家高估了。
　　“星星画展”之后，美术界堕落更快，商品化倾向尤为明显。在具象画中，底层消失了；一些先锋绘画，为抽象而抽象，没有个人哲学，甚至失去生命感觉，连“涂鸦”还不如。邓丽君歌曲及台湾校园歌曲先后登陆，流行音乐勃兴，给长久失去个性的抒情歌曲注入了活力；叛逆的摇滚乐随之进入乐坛，但都很快地被纳入庸俗化的潮流之中。在电影界，与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热读相呼应，武打片性感片抢占银幕，好莱坞风格成了一种审美时尚；想方设法在国外获奖，则是业内竞相追逐的目标。电视的普及，催生出大量的肥皂剧，亿万知足常乐的受众被淹没在故事泡沫里。文学艺术在力图挣脱意识形态控制的同时，复为大众文化所抓攫。意识形态是窒息思考的，而大众文化是取消思考的，这样，知识分子及其精神产物便不能不失去应有的独立品格，批判功能，以及由此产生的否定性力量。
　　作为对文化环境的一种呼应，诗坛出现了新的转折。在提出“PASS北岛”的口号之后，自命为“第三代诗人”者出场，他们在1986年10月由安徽《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上作集体亮相，共展出60余家诗派，100多人的作品，以及数打“宣言”和“纲领”。同时，文学杂志《中国》也为“新生代文学”，包括诗歌在内出让了重要的位置。据统计，1986年全国有2000多家诗社，至7月，非正式出版的打印诗刊达70种，铅印诗报22种以上。但是，在中国，自发势力的发展毕竟是有限的。沉寂过后的这一阵喧哗并没有维持多久，正如一群争食的雀鸟，等到食物吃完之后随即飞鸣四散。不过，整个诗坛已不可能恢复已往由官方一统天下的完整局面，此时，总的倾向是去中心的，非主流的，边缘化的。《诗刊》的权威地位受到进一步的挑战。这些无须经由作协承认合法身份的青年诗人，他们已能适应并满足于个体生产，自编自印自发，就像社会上出现的众多的“个体户”那样，在国有企业的罅隙里，另行开辟生存之途。
　　第三代诗人的基本队伍是由通过知识考核进入大学，毕业时再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大学生组成。一般来说，在经济生活方面是相对有保障的、稳定的，不如北岛一代的颠簸和困苦，无须经受社会斗争的风雨的磨练，状态较为安静平和。他们的许多关于社会的观念都不是在生活中习得的，而是来自书本，缺乏生命体验，尤其是处于政治运动考验中的那种痛苦、焦虑、恐惧，那种大起大落、勾魂慑魄的复杂情绪，是他们所没有的。他们是一群才子，无论派别如何，大多讨厌政治前来干扰他们的好梦。对于生活，他们另有所待。于坚称说这是“站在餐桌旁的一代”，他们不能眼巴巴看着酒宴在进行，但是，他们确实得知宴席没有自己的位置，只得起而争夺。这种缺席感，是意识和潜意识中对于权力的觊觎；争夺的欲望，培养了一种打杀一切，舍我其谁的“流氓气”，其实这也大可以视作民族传统文化的遗传。貌似新潮，骨子里是复旧。如果说于坚说的“餐桌”上的东西，所指是声名、场域（“英雄”的“用武之地”）之类，那么李亚伟的说话，则集中于物欲方面的诉求。他说：“我觉得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基本观念。”事实上，大队的诗人纷纷下海经商，惟不见行吟泽畔。诗人集体经商，在世界诗歌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这样，作为对才子气和流氓气的补充，商人气也就不能不附着在这群诗人的肉身之上了。
　　在古代，比起名公巨卿，才子自成一世界；游侠在江湖，流氓在市井，正不妨以民间名义相标榜；商人一旦逞财使气，是什么王侯都不在话下的。这三类人物，无论哪一类，从本质上说无不倾向于权力中心，但也不是没有拒绝合作的时候。他们发牢骚，鸣不平，只是所有反抗的姿态均与体制无关，正如鲁迅分析流氓的变迁时说的，这是“乱”，不是“叛”；其实，正是现行的体制，使他们各各得以安稳、惬意地生存。正统人物以拯救信仰危机为己任，往往称指新生代为“垮掉的一代”，而堪称其代表人物的诗人竟也沾沾自喜地承受了这个舶来的名词，以显示自身不同凡响的非英雄的英雄主义。然而实际上，中国的“垮掉派”，与他们在美国的开山祖师大不相同。诞生于二十世纪中期的“垮掉的一代”，对政治生活以及来自社会的其他方面的问题不感兴趣，不信任、无所谓，对于富裕的生活同样毫不热心；虽然，他们不知道避难所或归宿地在什么地方，但是始终不曾放弃对于信念的渴望与追寻。在垮掉派的诗歌中，明显存在着一种原始的浪漫的社会主义的幻想，这里贯穿着三十年代左翼文化的血脉，依然充满着对抗的、批判的精神。为首的诗人金斯伯格在《1947-1995年诗选》卷首中对此作如下阐释：“我想像出这样一种语言力场以反抗大众媒介、政府秘密警察和军事一体催眠般的力场控制系统，他们掌握着难以数计的美元所产生的惯性、虚假消息、洗脑、群体幻觉症。”虽然他说自己“骨子里是个懦夫”，诺曼·梅勒仍然有理由称他为“美国最勇敢的人”。
　　中国的所谓“第三代诗人”，他们的诗，基本上属于校园诗或是校园诗的延长。1986年贵州诗人重上京城，夸大其词地以“中国诗歌天体军团”的名义，在多所高校举行朗诵和演讲，试图实行“诗歌行为主义大爆炸”，结果出人意料的毫无反响。如果说，北岛黄翔一代在文革中失去的是自由，那么，新一代失去的则是自由感。他们的写作缺乏精神性，他们随意亵渎人类的崇高的创造物，蔑视真理的存在，鄙弃良知和道德勇气。这群狂妄自大的人物标榜“个人写作”，仿佛“个人性”是他们的发现或发明，无视诗歌史上众多诗人以诗言志的事实。在这里，“个人”首先是指写作状态和写作方式；情况恰恰是，他们奉行小圈子主义，是与群体趋同而非个人的。至于作为一种价值观，“个人”也不可能把社会性给过滤掉，他们抛开“政治”而言说“艺术自由”是可笑的。这种把自由等同于自由意志，使之封闭于自身之中，借口关注“纯诗”，关注“文学自律”、“回到文学本身”、“内在自由”、“向内转”，“内在自足性”，而把外在强制的部分隔离开来，直到发展为九十年代的逃遁主义。阿伦特在《什么是自由》一文中说得好：“如果人没有首先经历过一种实实在在的在世界之中的自由状态，那么他根本就不会想到什么内在自由。”我们在这些被称为“后崛起”的诗人的作品中看到，自由因为脱离了与广大世界的联系而失去了依托，我们看不到它的外在显现，“及物”便孤离、平庸、琐屑，“不及物”则不知所云。1957年，美国批评家诺曼·波多雷茨在评论他的同时代人时，这样说：“有理由视青年一代为有名无实的一代人，尽管他们表面上掌握自己，尽管他们能迅速地在社会中占据一席，尽管他们老练、成熟，实际上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支持，什么也不信仰。”其实把这段话移用于评介中国的“第三代诗人，”倒是非常合适的。
　　在西方，奥斯威辛之后，人们以文化及其固有的某种可怕的可能性之间所形成的间距，以道德地狱存在的尺度来衡量进步，而给西方文化打上“虚无主义”的记号。这是可理解的。奥斯威辛所造成的巨大黑洞，无论如何深刻地进行反省和批判，都不会过分。反观中国的后文革写作，“虚无”已经不是一种苛评，在第三代诗人及整个文学家族那里，倒也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由一代人的文本，通过解构政治，解构历史，解构意义而实现的。当然，整个社会环境，从意识形态的推动到经济状况的改变，都在促进解构的进行，使民族历史的可怕的记忆化为乌有。在这种环境里，真正的诗人难以产生，正如米沃什所深切体会到的：“我知道，如果与我相关的文明不敢支持个人自由，那么我自诩亲近惠特曼也没用。”
　　中国新诗的发展，不但需要诗人自身素质的改善，而且需要改造整个社会的人文环境，需要与诗人相关的民族文明的整体进步。
 
在向外扩张的旋体上旋转呵旋转，
猎鹰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呼唤，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爱尔兰诗人叶芝《基督重临》的这个片段很可以为中国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诗坛写照。不过，准确一点说，混乱中仍然有序，中心不保也仍然存在，象征性刊物便是《诗刊》，老派的、正统的、拘谨的诗人大多聚集在这里。然而这时，毕竟有大批新人视同无物，甚至视为不洁而主动回避。也有少数诗人，往来于《诗刊》与民刊之间，一面在“青春诗会”露脸，一面隐身作草莽英雄。恰恰是他们，成为“第三代诗人”中最负盛名的人物。可见如何占领公共空间是重要的，这也可以解释诗坛何以有那么多的活动家，何以会出现像后来的“盘峰诗会”一类的怪现象。
 
　　为意识形态服务的诗人基本上没有成就可言，新诗的版图，已然从一统天下过渡到群雄割据。最初是三国鼎立的局面；一、“才子派”，以北京为主，以大师经典为摹本进行写作，技法讲究，语言雅致，风格偏于古典主义。较西化的诗人有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孙文波、以及后起的臧棣等。另有柏桦、张枣诸人则偏重东方情调。二、“考古派”，与才子不同的在于“考”。由江河的《太阳和它的反光》及杨炼的《半坡》、《诺日朗》等开其端绪，后由四川的“整体主义”及“非非主义”作进一步扩展，非非主义是以“非文化”的面貌出现然后走向文化崇拜的。作品注重传统，渊源有自，鸿篇长句，极尽铺陈。宋渠宋炜兄弟、石光华、刘太亨等都曾有类似大赋的作品问世，周伦佑、廖亦武早期也曾一度受此风气的影响。钟鸣的《树巢》，其繁冗，晦涩，是极端的例子。三、“口语派”，以口语表现日常生活及琐碎的感受，反英雄、反文化、反意象，与小说界王朔同一气类；如果借用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名言，也不妨称作“流氓派”。南京的《他们》及成都的《莽汉》，成了这些诗人的聚集地，代表的人物有韩东、于坚、李亚伟，后来则有伊沙，一直发展到“下半身”写作。以文化作为写作资源的一派，其作品正好对应于小说界的所谓“寻根文学”，随着“文化热”的消退，不久也就踪迹杳然。到了九十年代，惟余“才子派”和“口语派”，他们分别自称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山对峙，二水分流。
　　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发祥地，北京大学可谓“代有才人”，八十年代中后期，就有一群诗人聚居于未名湖畔，直至九十年代英气消磨。校园诗人的诗歌资源主要来自阅读，这在北大群体中尤显突出。阅读构成了他们的作品，乃致日后被称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一些基本特点：一、开阔的文化背景，世界主义，历史感；二、观念的、抽象的、知性的、思辨的、多嗜好一种哲学气味；三、偶像崇拜，对神圣的、崇高的、伟大的事物心存敬畏；四、文本主义，形式主义，特别看重语言，即使是仿效的语言。
　　随着海子、骆一禾、戈麦的早逝，西川成了北大诗人的“元老”，在整个“知识分子写作”——正是西川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诗人中也是屈指可数的代表人物。他强调诗歌的精神性，对于知识分子，他阐释说是“专指那些富有独立精神、怀疑精神、道德动力，以文学为手段，向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群体讲述当代最重大问题的智力超群的人，其特点表现为思想的批判性。”他说在中国要做诗人，就必须做思想家、哲学家、神学家。他雄心勃勃，理论与创作并行，致力于实现这一远大的抱负，获得一个“正确的高度，圣心登临的高度”（《远游》）。他的诗里，常常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上帝或先知的语气，宣谕的语气：
 
你要品行端正，助人为乐，
你要向西行千里，到西川那里，
用清凉的水洗净你的耳朵，
你的手和你邪恶的欲念。
顺从我的意志我便祝福你，
到大街上去，到荒野里去，
跟着雷电走你就会见到光明！
 
　　西川在《圣经》以及西方文化经典，包括庞德和博尔赫斯等人的文本中找到诗意的栖居。他说：“诗人如不在神恩笼罩之中，则必须在命运的高度说话。”所谓“命运的高度”，其实就是哲学，他追求的惟是宗教、哲学与生命的结合。如《在哈尔盖仰望星空》表达的：
 
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
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
听凭那神秘的力量
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
射出光来，穿透你的心……
这时河汉无声，鸟翼稀薄
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
鸟群忘记了飞翔
风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
风吹着未来也吹着过去
我成为某个人，某间
点着油灯的陋室
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
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
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
放大了胆子，但屏住了呼吸
　　
　　神秘是不可言说的，神秘只在言说中间；就是说，神秘是属于生命本体的，正如哲思来源人生经验的反刍，而非空穴来风。生命是生活中的生命，它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属于历史，如果没有生活的充填和激荡，势必趋于凝滞。如果说，西川早期的诗尚有灵光闪耀，那么当青春激情渐渐退潮，而他又坚定地拒绝俗世生活，惟在外国诗人出没的暗道中邂逅诗神，所见只能是暗淡与虚空。
　　北大诗人群都喜欢在西方事典中吸取灵感和借助意象，其他的“知识分子诗人”也都如此。他们虽然轻视日常生活，但也不能说完全与实际生活绝缘，尤其对于重大的社会事件，这些以知识分子自许的人物还不至于无动于衷。每当他们表达公共立场的时候，往往使用这些典藏，虽然显得过分的隐蔽和迂远，不如径情直达的鲜明有力，但是，总算在沉默中发出了不甘堕落的声音。
　　以1989年前后的作品为例。
　　西川写出《星》、《激情》、《世纪》、《梦中的财富》、《黎明》、《听雨》、《一座遥远的城》、《夕光中的蝙蝠》、《致敬》等，此前还写有《挽歌》和《哀歌》。在这些诗篇里，诗人反复写到黑暗、死亡、血、广场或旷野、大雨、火焰、黄昏与黎明，心情汹涌难平。
　　《星》写道：
 
这是黄昏的奉献：唯一的星
这是唯一的矿石，在草地上空
树木不多不少，却越来越暗
我怀中的尘土温暖
夏季使我茂盛
冲天的霞光灿烂辉煌
一万个黄昏消失在远方
在无人把守的路口，被遗忘的神祗
像农民一样闪现，深深的皱纹
刻满他长庚星的面孔
心灵啊，别在这时悲恸
面对北方的天空夏季
别在这时感叹已有的牺牲……
 
　　《雨》写道：
 
…………
潮湿的夏季已经到来
嘹亮的歌声怎能再次重温？
一场大雨下到深夜
黑暗里，这是雨的声音——
像青春一样消逝的人啊
今夜你将在哪里安身？……
　　《一座遥远的城》写道：
…………
没有一条道路可以抵达
明月照亮了道路上的白骨
一座遥远的城，九根
高大的石柱是它的象征
那里光线以缓慢的速度传递
而影子在奔走，仿佛世界
有人还不够，还必须有
神话、秘密、死亡和风……
 
　　一个诗人，当他为生命激情所支配的时候，是不大理会结构的。因为结构，除了理性设计者外，还可以由固有的能力在潜意识中自动形成。所以，这时候的诗，流动感特别强。像西川，当他不断地强调形式的完整与和谐，讲究内部结构的对称、互文、叙事与反讽等等不同的配方时，说明诗性在他那里已经无法依靠生命活力去推动了。
　　在北大，戈麦是一个孤独的写作者，继海子卧轨自杀之后，于1991年9月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他是一个多产的诗人，十分重视语言的创造，希望在词与词的交汇与冲突中显现光芒，照亮人的生存。1989年，他写下《疯狂》、《圣马丁广场水中的鸽子》，次年又写下《如果种子不死》、《没有人看见草生长》、《火》、《空望人间》、《黄昏时刻的播种者》等，在大队的隐喻中，我们分明看见一颗年轻的心的悸动。
 
我是谁
在黑暗中，看到什么
一摊污血
我曾经在那里伫立过
还没有死
没有咽下世界最后的果实
                （《空望人间》）
 
 
（待续）